中国票据历史悠久，距今已有千百年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朝。票据的发展伴随着经济、信用、金融的发展以及自身功能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

01古代及晚清时期的票据发展

周朝时期，商品经济雏形初现，借贷关系开始产生，质剂、傅别、书契等票据雏形应运而生，此时期票据主要作为借贷契约而存在，发挥的是取款凭证功能。

唐朝时期，商品经济进一步繁荣，货币供给不足推动了信用工具的发展，飞钱、书帖等票据相继出现，极大地方便了商品交易往来。

飞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汇兑票据，其出现不仅解决了铜钱短缺的问题，而且推动了汇兑业务的开展，票据汇兑功能得到初步体现。

书帖可用作存取款、转账凭证，部分柜坊允许将钱存入后，开立载有付款数目、日期以及收款人姓名的书帖，用户在交易之时无需使用现金，只需出具货币所有者的书帖即可。

时间推移到宋朝，极度繁荣的商品经济将票据的使用推向了新发展，交子、会子等相继出现，票据的发行数额、流通方式、支付时限、监管等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完善，票据的使用频率得到了明显提升，流通范围进一步扩大。

随着印刷术问世，交子、会子开始逐渐被用于市场交易，推动了票据支付功能的发展。南宋会子收归官营后允许与铜钱一并流通，成为政府法币，支付功能得到充分体现。

清朝前中期的票据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票据的基础功能，市场上主要存在的票据有会票和钱票两种。

钱票是钱庄凭借自身信用而发行的票据，可代替现银、现钱流通，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小范围流通的货币。会票出现于明朝后期，清朝时期进一步发展，会票的应用场景丰富，不仅可以用于汇兑，还可以开立期票用于货款支付。

会票具有流通转让性，流通时须在票据上记录流通情况，这一点可以视为背书的萌芽。清朝前中期，汇兑业务广泛开展，票据流通制度逐渐完善，这使得票据的流通更加便利规范，票据的汇兑和支付结算功能得到了加强。

晚清时期，信用制度进一步完善，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大规模出现，这些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大量使用票据，带动了我国传统票据的进一步发展。

票号是中国古代汇兑专营机构，其覆盖全国的经营网络的形成推动了汇兑业务空前发展，票据的汇兑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钱庄庄票信用卓著，具有直等现金的作用，在票据到期前，商人可以持票向金融机构申请“拆票”，即现代意义上的贴现，票据的融资功能开始被发现。鸦片战争爆发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打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外商银行纷纷在各通商口岸开始设立，西方新式票据也随之传入。

从此，中西方票据开始融合，我国的票据开始发生深刻变化。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设立，华资银行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它们在经营过程中仿照西方银行发行新式票据，经营贴现、押汇等业务，推动了我国新式票据的发展。

总的来说，晚清时期票据种类丰富，现代意义上的本票、支票、汇票均已出现，票据的使用愈发频繁，民众对票据的了解度与接受度逐步提升，票据的流通范围进一步扩大。

02民国时期的票据市场发展

民国初期，随着华资银行势力不断壮大，钱庄、外商银行、华资银行“三足鼎立”的局面逐渐形成，与此相对应，市场中票据新旧并立、中西共存。票据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自发产生的，由于各地需求不同，长期以来中国各地票据种类、样式各不相同，呈现出“东西各异，南北互特”的特点，票据流通极为混乱。

此时期，银钱业纷纷出台规章制度规范票据流通，但真正意义上的立法工作开始于北洋政府时期。1929年《中华民国票据法》出台，是中国第一部成文的票据法律规范，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对票据进行了详细的规范，票据立法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票据市场法律制度渐趋完善。

20世纪30年代末，国外贴现理论传入，理论界、实务界人士纷纷提倡，掀起了第一次承兑贴现汇票热潮。

1930年间，交通银行率先试办和推广贴现业务，并设计创立承兑汇票。此后，银行界、企业界相继加入，推动了票据业务的发展。白银风潮后，上海市面银根紧缩，为加速资金周转、实现资金融通，承兑汇票及贴现再次被提出，形成了第二次承兑汇票热潮。

此次热潮出现后，上海银行票据承兑所成立，标志着一个区域性的票据市场在上海逐渐形成。上海银行票据承兑所的成立表明中国票据贴现市场雏形的形成，带来了票据贴现业务的迅猛发展，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承兑所承兑汇票等新型交易工具逐渐被推广开来，贴现业务作为融通资金的重要渠道受到各界的重视，票据的信用功能得到显现。

抗战初期，随着上海、武汉沦陷，国民政府内迁，重庆成为政治中心及战时金融中心。为活跃战时金融，扶植生产发展，四联总处积极推动联合贴放业务。

为弥补大后方资金不足，达到调剂金融之目的，国民政府开始重视票据业务,相继出台多部制度规章，推动了票据融资功能的发挥。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期承兑贴现的票据必须基于合法商业行为签发，对票据真实交易基础提出了要求。

但是，由于前期中央银行制度的缺失，得不到中央银行重贴现的支持，我国票据市场的建立极为困难。尽管国民政府积极推动票据承兑与贴现业务，但承兑与贴现业务发展无太大起色，业务量萎缩情况较为严重。直至1943年，重贴现才正式划归中央银行办理，中央银行重贴现职能得以正式确定。

抗战胜利后，各金融机构开始复员。为活泼金融运用，协助经济发展，进一步完善承兑贴现制度，将贴现承兑制度推行至全国，国民政府发布规章推进票据业务发展，各商业银行也相继出台各自的制度办法对票据承兑和贴现加以规范。

战后的一段时间得到迅速的发展，工商业者也已习惯用承兑、贴现的方式融通资金。然而，随着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物价波动剧烈，票据贴现业务难以正常实施，业务量显著减少。在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影响下，法币濒临崩溃，金圆券滥发现象严重，中央银行发行大额本票和定额本票以替代现钞流通。市场投机活跃，资本囤积居奇或投入黑市拆放，贴票现象严重，由此催生出的远期支票成为票据的畸变形态，票据市场一片混乱。

03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票据市场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经历了金融体制的不断变化与探索过程。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制度，为缓解粮食产需、供销矛盾，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我国开始定制并发放大米票、马料票等票证。

然而，此时期的票据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业汇票，更像是一种货单，是统购统销计划时期的经济管理手段。由于缺乏商业汇票发展的基础条件，票据的功能受到限制。

直到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开始活跃，商品流通下的支付结算工具匮乏成为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为解决“三角债”问题，商业汇票的支付结算功能重新被提及，各种票据业务摸索和试点纷纷进行。在发展商业信用的特殊背景下，票据的融资功能开始显现。

1981年，在杨浦和黄浦两个区办事处的协作下，试办了第一笔同城商业承兑汇票贴现。此后，多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加入票据业务试点。1984—1990年是我国商业汇票市场发展的起步时期，此时期，中国人民银行相继颁布了《商业汇票承兑贴现暂行办法》、《再贴现实行办法》、《银行结算办法》等制度规章，推动了票据市场的发展。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出台，开启了我国票据发展史上规范发展与制度化建设的新阶段。此后，人民银行相继颁布了《票据管理实施办法》、《支付结算办法》、《商业承兑、贴现与再贴现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制度，加强了对商业汇票的宏观管理和制度建设，商业银行开展票据业务的法律法规初步确立。

此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进和完善再贴现及贴现业务的利率定价机制，票据调控功能被挖掘。到1999年末，我国票据市场相关法律框架基本形成，为票据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0年，中国工商银行票据营业部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票据市场迈入了商业银行票据专营的新时代，票据市场经营模式开始向集约化方向转型。

2003年“中国票据网”上线，为金融机构之间的票据转贴现和回购业务提供报价、撮合、查询等服务，解决了票据市场信息传递不畅的问题，提高了市场信息的时效性。

2005年起，部分商业银行推出了基于行内系统的电子票据产品，针对客户的实际情况，量身定制个性化的票据服务模式和票据产品，票据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进一步提升，票据融资已成为重要的短期融资渠道。

2009年10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ECDS)正式建成运行，我国票据市场由此迈入电子化时代，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市场呈现出票据业务快速增长，票据创新活力不断，票据理财、资管等业务应运而生，票据投资功能开始出现。

面对2009年资产荒，商业银行开始提高票据资产配置比重，票据交易十分活跃，回购业务量迅速增长，票据的交易功能逐步显现。

在追逐利润的同时，票据从业人员对于风险的防范意识有所下降，在规避监管的驱动下，以“消规模”为特征的卖出回购业务大放异彩，票据理财、票据资管等套利业务盛行，部分金融机构利用“卖断+买入返售+到期买断”、“假买断、假卖断”、附加回购承诺等交易模式违规办理票据业务，为他行隐匿、消减信贷规模提供“通道”等，票据市场乱象频发，为票据市场发展埋下风险隐患，直接导致了2016年票据案件的集中爆发。

2016年，上海票据交易所成立，票据市场基础设施建成。票交所的成立推动了业务、系统体系建设，加快了业务产品的创新步伐，票付通、贴现通、标准化票据等产品的相继问世，缓解了中小银行以及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票据市场风险防控水平大幅提升，票据的功能作用进一步得到发挥。

纵观中国票据发展史，票据的发展呈现出与经济、信用、金融相适应的特征。随着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金融体系、信用体系的发展与完善，票据的汇兑、支付、结算、融资、投资、交易、调控等功能不断被挖掘并发挥，票据的全生命周期作用逐步显现，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逐渐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