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结构的任何再调整，都将涉及到国内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增加，和出口和投资份额的相应地减少。如第6章所示，这种结构调整必须与深远的财富和收入的重新分配相联系，这将使得平均家庭所有在有不断扩大的经济中占有更大的份额，并减少国家向出口部门和国有企业所提供的资源优势，这两者都是在政治过程中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的对峙。这样的调整，再加上清理系统中存在的坏账，必然会使中国经济放缓，无论是通过无序的“硬着陆”或是有序“软着陆”。这一经济放缓已经在2013年开始，当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降到8%以下，这种情况在过去的30年内只发生过2次，即在1990~1991年和1999~2000年中。在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又下降到目标值之下，只有7.4%，成为近24年的新低点。尽管此前两次经济增长减速并没有持续多久，虽然在全球自由贸易扩张中，经济的强劲反弹推动了中国的出口导向的繁荣，但最近中国经济的放缓可能会变得更糟、更持久。这不仅是因为全球经济的糟糕态势，也因为对经济总债务的高水平风险已经在2015达到了惊人地步，占GDP的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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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种经济放缓是不可避免的，经济调整和重新平衡过程也算正常，但不确定的是，中国现有的政治机构能否经受得住这样的再平衡过程。尽管在不断升级的社会分化中，政府至今仍然可以有效地遏制住动荡，但是只有在不断繁荣的经济的情况下政府的这种措施才可能有效。虽然各类抗议活动激增，并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不断加剧（O’pien 2006; Silver and Zhang2009; Perry and Selden 2010)，中国政府通过增加经济繁荣的金融和财政手段，通过对抗议者让步来一直保持着对动荡的控制。

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对于在农村大范围内的不断激化的税收骚乱，中国政府反应滞后，并只在2006年简单地取消了农业税。中国南部的出口加工区不断升级的劳资纠纷促使政府在2008年制定新的《劳动合同法》，它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保护，并指导劳动者采取法律手段捍卫自己的权利（Solinger, 2009）。当然，这些措施还远远没有提供一个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办法，因为既得利益者通常会找到新的方法来规避这些措施，然后再重新得到他们的特权。许多地方政府加倍占用农民的耕地用于房地产开发，以弥补因为废除农业税所带来的政府财政收入损失。企业还增加雇佣自由职业劳动者，用于取代受新《劳动合同法》所保护的正式员工（Pun, Chan, and Selden即将出版）。

繁荣的经济让当权者得到“政绩合法性”从而支持国内政治的稳定（Zhao，2009），让政府能够在持续繁荣中获得信用并改善民生。在国家的这种合法性下，形形色色的抗议者将会比较容易降低他们的在经济上的要求，而不挑战核心的政治制度（O’pien 2006; Whyte 2010; Hung 2011）。经济增长和稳定之间的另一个好处是中央政府会给予地方政府大量的“维持稳定基金”。（C.Lee and Zhang 2013)。所有这些保持社会稳定的方法或多或少都关系到经济的繁荣。一旦经济放缓持续了一段时间，这些方法也可能将不再有效。那时候，有可能产生无法控制的社会动乱，这将对整个国家产生一个更严峻的挑战。如果国家政党精英都试图将民众的愤怒转变成激进的民族主义，动荡产生的混乱将会进一步抑制经济增长，而制造出一个不断螺旋式向下深化的经济危机，这会加剧社会动荡，甚至可能导致战争。

另一个可能导致未来的经济危机的问题是环境危机，这是中国过去30年经济繁荣带来的最严重的问题。在与外资制造业资本的激烈竞争中，地方政府所能依靠的是农村的大量的低工资劳动力和各种税收政策。如果有任何环境法律和标准存在的话，他们的竞争力也源于其不严格的环境执法。结果导致在中国设立的制造业工厂很少花成本用于清理污水排放和废物排放。工业污染了空气、河流和地下水源，已达到致命的程度。据估计，环境退化所带来的经济成本在21世纪中期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12%，主要形式是医疗保健成本和死亡（经济2010：91）。如果工业不计后果地继续增长，这些成本还将继续上升。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随着城市和房地产开发不断侵占农业用地，以及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流动，在过去30年中国的农业产量迅速下降。城市人口对肉类饮食的日益增加，更使得农业资源相形见绌。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经济腾飞刚刚起步的时候，中国的粮食供应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且有盈余。从2001开始，中国开始成为粮食净进口国。截至2010年，中国农产品(000061,股吧)贸易逆差已经达到了400亿美元（Keogh，2013）。

1995年环保和食品问题专家李斯特•布朗（Lester pown）出版的《谁来养活中国》一书曾警告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工业化将最终给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带来粮食危机。在该书出版时由于“抨击中国”被批评，因为许多社会科学家认为中国农业技术的改进将赶上中国的粮食需求的增加，因此粮食危机根本就不存在（Huang J. et al. ，1999）。但今天，随着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出现，以及世界各地的食品价格暴涨，李斯特布朗的文章被再次进行严肃的研究（Bacchus 2011; pown2011；Larsen 2012）。城市工业增长所带来的用水和土壤污染只会使问题变得更糟，因为有不少例子显示受污染的农业用地的产量仍在增加。干净的饮用水是越来越少，以至于世界银行和许多其他观察人士预测中国将会有用水危机（Zheng et al，2010；经济学家，2013C）。一些悲观主义者认为，中国的崛起是超越其环境限制的经济发展，因此环境危机迫在眉睫。如果中国的环境问题不能被有效被遏制，这不仅将会终结中国经济的增长，也会威胁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再复制与发展（Li M，2009）。

经济的发展注定是要遭受繁荣--萧条的周期困扰。没有一个曾经历过强劲经济成长的国家可以避免经济危机的爆发，就如同英国1796~1797年的大恐慌；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失去了十年”所证明的那样。只是这些危机的后果各有不同。在某些情况下，具有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国家通过及时和对应的改革以平衡经济发展，为其持续的增长做准备，如18世纪末的英国和20世纪初的美国。在其他情况下，如果国家没有做出有效的反应，经济则会陷入长期停滞和危机之中，如20世纪末的日本。无论何种结果，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迟早会面对这一挑战，在经济繁荣时期所积累的社会和环境债务将很有可能使中国的发展道路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然而，经济的放缓和多重危机可能会促使中国重新启动长期搁置的政治自由化变革，这将带来更具包容性的政治进程。政治自由化如果能顺利展开，将使国家和社会得以更稳定的方式来减缓经济的增长压力，也会使中国的再平衡不那么痛苦。

从18世纪以来，寻求经济发展的中国已经走了很长的路。在步入21世纪之交的经济繁荣的道路上，中国历代政权都遭遇过解体、革命、战争和饥荒。难以想象的是，即将到来的危机可能比中国已经经历了数百年的遭遇更令人畏惧。从长远来看，如果中国能有效地实现其迟来的经济平衡，其强大的经济发展将持续很长时间。它是否能够实现这样一个转变？需要多长时间完成这样一个转变？中国和世界将有多么痛苦？这都取决于中国国内与国外所存在的各种力量相互作用。如果中国成功地干预了这场危机，它将成为又一个与美国、日本和德国一道的主要强权国家。

最后，中国还远没有成为一种颠覆性的力量，可以来改变现有的全球新自由主义秩序，因为中国本身就是这一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它也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成为这种力量，因为正是中国向美国提供低成本的出口和信贷，才帮助美国在世界上持续保持其主导地位。如果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结束，这也不可能是因为他被中国替代，而是由于其他一些原因造成。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已经在重塑和继续重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脉络，同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更为有利和富有竞争性的发展条件。无论中国的净影响对发展中国家有益还是有害，这些影响都将因国家而异，并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从短期时间以及具体的国家个体来看，中国的经济繁荣似乎是在改变游戏规则，它将带来新的繁荣、赋权、从属或危机。从全球的层面和更长期来看，尽管如此，中国注定将要让许多人失望，这些人也将因为中国可能采取任何方式来挑战现有全球秩序的前景，或欢呼或感到恐惧。

文/云轩点金 微信号：yxdj440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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